笔不用时插放其内。材质较多，瓷、玉、竹、木、漆均见制作。或圆或方，也有呈植物形或他形的。
笔筒是文房用具之一。为筒状盛笔的器皿，多为直口，直壁，口底相若，造型相对简单，没有大的变化。笔筒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其所说笔筒是否为今日笔筒，不得而知。从目前传世品来看多为明代中晚期之物，墓葬出土之物，亦不见有宋元笔筒。明屠隆《文具雅编》：“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明文震亨《长物志》：“笔筒，湘竹，栟榈者佳”。故有笔筒为晚明之物一说，但查宋无名氏《致虚杂俎》：“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似乎笔筒的年代应起码推至宋代。由于此系文化史范畴，故这里不加以论述。
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已有笔筒。吴国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螟蛉有子》篇云：“取桑虫负之於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虽然文中没有言明笔筒的材质，但从桑虫放的地方，一为木空(木)，二为书简(竹、木)推论，笔筒也应是竹木之质。但是三国的笔筒与后世的笔筒是否一样，汉代出土的竹笔筒或可窥得其形。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上的镂孔是为了便于取笔。由此可知，汉代的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提到的笔筒，可能也是这种形状，细竹管状的笔筒似乎更适合放桑虫。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言：“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王献之把玩斑竹笔筒被传为文：人雅事，只是《致虚杂俎》为后世追记之作，记载东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存疑。
记载笔筒较多的是明代的文献；据《天水冰山录》{己载，查抄明代一代权相严嵩(1480年至1567年)家产的清单上，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
清初黄杨木雕苍松形笔筒
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笺》笔筒条日：“(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文、屠二人皆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对当时的文房器具多有记述。只是二人钟情于竹木的雅洁，对其他质地的笔筒关注不够。
综上所述，对笔筒的明确汜载始于明代，实物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笔筒多为明清以后的制品，传世的所谓宋代笔筒并不确切。故从实物和文献两方面看，笔筒应该出现于明代中晚期，并且很有可能始于竹笔筒，自此以后，成为中国置笔最主要的用具。
竹笔筒
截取一段适宜的竹子，并且留节，就是一件初创的笔筒，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件笔筒是南京博物院藏朱松邻制松鹤纹竹笔筒。朱松邻为明正德嘉靖年间嘉定派竹刻的开山始祖。松邻其子名缨，号小松；孙稚征，号三松。三世相传，嘉定三朱，声名远扬。所制笔筒参用圆雕、透雕和高浮雕诸法，刀法深峻，立意古雅，题材纹样也是以人物故事为多。上海博物馆藏两件明沈大生的竹笔筒，沈氏师承朱三松，以朱氏雕镂法制笔筒，题材亦为人物故事。
瓷笔筒
见有崇祯年制的，有直口和撇口两种，器壁直筒形或略有束腰，口至底胎体渐厚，器口露胎或施酱釉，题材纹样以人物故事为主。
木笔筒
明万历年间的上海宝山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有紫檀笔筒，上大下小，素面，口沿处有一周凸起的带状纹，附座，座下承三矮足。传世的明代木笔筒见有筒身浮雕蟠螭、花卉、云龙等。木笔筒中较多见的是浮雕花卉笔筒，构图或简练有致，或丰满厚重而不杂乱；刀法圆熟、流畅而古雅。
漆笔筒和象牙笔筒
另外，明代还有漆笔筒和象牙笔筒传世。兴起于明代中晚期的笔筒在清代大行其道。各款笔筒强劲发展。瓷器、竹木、漆器、象牙、玉器、玛瑙、紫砂、葫芦笔筒，或变化完善，或粉墨登场，成为文人朝夕相处的良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