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隶书的统称。东汉碑刻上的隶书 ，笔势生动，风格多样，而唐人隶书，字多刻板，称为唐隶。故学写隶书者重视东汉碑刻，把这一时期各种风格的隶书特称为汉隶，以别于唐隶。
发展形态
从尹湾汉墓名谒木牍发现，谈关于隶八分的一些问题。通览编年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将秦汉隶书划分为古隶、汉隶和八分三种形态。
古隶
就上面排列资料来看，古隶的流行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9年至公元前111年，即从秦武王时期至汉武帝晚期。这只是大致的分期。实际上，古隶的存在时间很长，公元前52年的丞相御史律令册（汉24）还是古隶体。古隶包括十七批资料，即秦1-7，汉1-9，汉24。古隶的特征为：纵向取势，横不平，竖不直。
汉隶
广义的说，所有汉代的隶书都是汉隶，包括汉初的古隶、汉隶（狭义的汉隶）和八分书。狭义的汉隶是指西汉使用最广泛的隶书体，五凤元年简（汉22）和定县汉简（汉23）是其成熟的形态。汉隶较古隶规范，又不像八分那样具有装饰性，是西汉直至汉末的通用书体。从编年资料来看，汉隶包括21批资料，即汉10——23，汉25——27、汉29、汉31、汉33——34。汉隶的特征为：取横势，突出横画，横平竖直．其结构类型类似于沙孟海先生总结的平画宽结类。给人以雄放洒脱，浑厚深沉之感。
代表作品
《曹全碑》
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是中国东汉时期重要的碑刻，立于东汉中平二年 (185)。碑高约1.7米，宽约0.86米，长方形，无额，石质坚细。碑身两面均刻有隶书铭文。碑阳20行，满行45字；碑阴分5列，每列行数字数均不等。明万历初年，该碑在陕西郃阳县旧城出土。在明代末年，相传碑石断裂，人们通常所见到的多是断裂后的拓本。1956年移入陕西省西安博物馆碑林保存。曹全碑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整著称，为历代书家推崇备至。
《张迁碑》
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有碑阴题名，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无盐（治今山东省东平)境内，于明代出土。 张迁碑现存于山东泰安岱庙。《张迁碑》和《曹全碑》都为汉末名碑。碑中字体大量渗入篆体结构，字型方正，用笔棱角分明，具有齐、直、方、平的特点。张迁碑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是张迁故居韦荫等为表扬他而刻立的。
《礼器碑》
中国东汉重要碑刻。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修孔子庙器碑”、“韩明府孔子庙碑”等。东汉永寿二年(156)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身高1.5米，宽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碑阴 3列，列17行；左侧3列，列4行，右侧4列，列4行。碑文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事。碑侧及碑阴刊刻捐资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钱数。此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金石家评价甚高。碑文字迹清劲秀雅，有一种肃穆而超然的神采。
《乙瑛碑》
《汉鲁相乙瑛奏置孔庙百石卒史碑》 ，简称乙瑛碑，书风颇谨严，富素朴之趣，是汉隶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也是后人学习隶书最佳范本之一。清代万经“分隶偶存”中评论此碑称：“字特雄伟，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翁方纲评论此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何绍基评论此碑，“朴翔捷出，开后来隽丽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史晨碑》
又名《史晨前后碑》，两面刻，碑通高二百零七点五厘米，碑身高一百七十三点五厘米，宽八十五厘米，厚二十二点五厘米，无碑额。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三月。十七行，行三十六字。末行字原掩于石座中，旧拓多为三十五字，新拓恢复原貌三十六字，字径三点五厘米。碑文记载当时鲁相史晨及长史李谦奏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刻于建宁元年(168)四月。十四行，行三十六至三十五字不等。此碑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
《张景碑》
全称《张景造土牛碑》(Stele of Zhang Jing)。东汉延熹二年（159年）立，隶书。此碑身四周皆残,顶部碑穿隐约可见,穿内有晕弦痕迹。碑文为隶书。现存通高1.25、宽0.54、厚0.12米。残存12行，满行23字，计229字，可识者225字。无撰书人姓名。碑文的文体属于汉代公文体裁。存河南南阳市卧龙岗汉碑亭内。1959年在河南南阳市南城门里路东出土。
八分书
在编年资料中，尹湾名谒木牍是有别于古隶和汉隶的一种新出现的形态。与其形态相近的还有居延阳朔元年牍（汉28）和敦煌始建国天凤元年牍（汉32）。有意思的是这三批资料均书写在木牍之上，这也许不是一种巧合。尹湾名谒木牍从形态上看应为八分书无疑（除第十八号木牍反面为汉隶体外），八分是隶书中的艺术书体。八分书的特征是：取左右分布之势，突出挑画和捺画．其结构类型类似于沙孟海先生所总结的斜画紧结类。
历史演变
通过上述41批资料的排比，我们还可以发现：
1、汉武帝时期是隶书发展的转折时期，此时隶书由古隶阶段向汉隶阶段过渡。至汉宣帝时期，汉隶完全成熟，五凤元年简（汉22）和定县竹简（汉23）是其典型形态。
2、大约于汉成帝阳朔年间，隶书又产生一种新体——八分。西汉末年的尹湾名谒木牍中，八分已相当成熟，但在我们的编年资料中，八分还少量地在较宽的木牍中出现。我们认为八分在西汉末年形成，但不是隶书的主流形态。其后八分书在东汉广泛流行。
3、汉隶和八分是隶书的两种形态（也可以代表两个阶段）。这两种形态从西汉末年八分形成至汉末一直长期共存。在东汉，汉隶还广泛使用，并不因八分的流行而完全取代汉隶，最明显的例证是书于公元186年的《张迁碑》和书于公元185年的《曹全碑》。前者为汉隶，后者为八分。汉隶和八分虽为两种笔法系统，但两系长期共存，笔者认为汉隶是平画宽结结构类型的源头，八分为斜画紧结结构类型的源头。（详后）
微观考察
例字
上文我们从宏观上考察了尹湾名谒木牍在隶书演变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又把隶书分为古隶、汉隶和八分三种形态或三个阶段。下面我们把尹湾名谒木牍上典型的八分书字例“东汉太守”（图十一）、“长安令”（图十二）与其他出土资料中的字形作一些比较，[6]再从微观上来考察具体字形的点画是如何由古隶而汉隶再发展为八分书的。
1、东：“东”字在《孙子兵法》中形体近似篆书，末笔有捺意，整个字取纵势；“东”在《居延汉简》中横画已平直，中间部分易园为方，整个字已取横式，有四条横画，横画在字中占主导地位；“东”字在尹湾名谒木牍中，四条横画有意缩短，夸张挑画和捺画，左右对称似八字分布。
2、海：“海”字在《老子》甲篇、《老子》乙篇中均取纵势，中间主笔基本都向右下方延伸；《相马经》中“海”字主笔基本为横画，但结体还是取纵势；“海”字在西陲简中已明显取横势，字中有六笔近似横画且均向右方出锋，整个字形有向右方飘拂之感；“海”字在尹湾名谒木牍中，中间横画已为明显的主笔，“海”字虽无挑画，但横画与右边三点水构成左右对称关系，整个字显得很稳重。
3、太：“太”字在《天文杂占》中已脱去篆意，但左笔还未形成挑画；“太”在流沙汉简和定县汉简中挑捺已很明显；“太”在尹湾名谒木牍中进一步夸张挑捺，弱化横画。
4、守：“守”在《睡虎地秦简》中取纵势，还微具篆意；“守”在《老子》甲篇和《纵横家书》中取斜势；“守”在《孙子兵法》中已基本横平竖直，但整个字呈长方形状，突出挑笔；《居延汉简》甲中的“守”字已明显取横势，强化横画，字形扁平方正；“守”尹湾名谒木牍中弱化横画，夸张挑画。
5、长：“长”字在《老子》甲篇、凤皇山汉简和《孙膑兵法》中均取纵势 ，凤皇山汉简中，“长”字的捺画向右下方长长地拖出；定县汉简和武威《仪礼》简中，“长”字左下方竖折垂直书写；尹湾名谒木牍中，“长”字的左下方竖折有意向左下倾出，以与右边长长的捺画相对称，来稳定整个字的重心。
6、安：“安”在《相马经》和《孙膑兵法》中均具篆意，取纵势或斜势，捺笔向右下或下方延伸；《居延汉简》和定县汉简中，“安”字均取横势，横画为主笔，向右方出锋；尹湾名谒木牍中的“安”字，挑捺夸张，左右对称。
7、令：“令”字在云梦龙岗简中取纵势，末笔向右下方出锋；“令”字在张家山汉简中了取纵势，末笔向左下方长长拖出；《五十二病方》中的“令”字篆意较浓，末笔垂直向下；《春秋事语》和《孙膑兵法》中的“令”字末笔缩短，整个字还基本取纵势；《居延汉简》中“令”字已明显取横势，末笔缩为点；尹湾名谒木牍中的“令”字紧缩中间部分，夸张挑捺，左右分飞。
认知
通过上述典型字形的分析，再结合编年资料中的具体字形的笔画，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
1、古隶是用隶人契刻（刻铜、刻石等）的直线线条去改造篆书的“有纹饰的带状线条”（丛文俊先生称之为“准仿形线条”）[7]，变化篆书的竖式字式，努力突出横画，随字布形，大小不一，一般字的形体较长。古隶的横画大多是不平的，有的横画严重下倾，如云梦龙岗简（秦6）；有的横画又向右上翘起，如张家山汉简（汉4）。古隶横画的演变过程大致可总结为：横画较少[《效律》（秦2）]——横画较多[《语书》（秦4）]——平行横画并列[《老子》乙本（汉5）]。古隶竖画常变为又粗又长的挑画，成为整个字的主笔，常和整篇简中上下字的主笔交替使用，以维持一块简牍或一幅帛书章法的和谐，如凤皇山简牍（汉6）、《五星占》帛书（汉5）。
2、从古隶向汉隶转变的标志是取横势。汉隶字体扁平，挑画和捺画向左右方向拓展，而不象古隶那样向左下方或右下方拓展，如上举《居延汉简》中“守”字的挑画、定县汉简和武威汉简中“长”字捺画。汉隶最典型特征是横平竖直。横画有波尾，但没有蚕头，一般不作提按。汉隶的横画笔画“中实” [8]且有时向下方微凹，呈两头高，中间低状。
3、当古隶的挑笔、捺笔和汉隶的横笔有意识地组合在一个字中，且注重左右对称分布时，这就标志着八分书的形成。八分书端庄规范，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系统。八分书重心平稳，不需要靠上下字来调节。八分书的挑捺较汉隶更为夸张，提按明显；八分书的横画从汉隶发展而来，但较汉隶更为丰富，有起笔、运笔、收笔三个过程，所谓“一波三折”（“蚕头雁尾”为其典型特征）。八分书的横画“中虚”，[9]横画经常向上方凸起，中间高两头低，蚕头和雁尾左右对称。八分书的这些特征在尹湾名谒木牍中还未充分表现出现，在东汉诸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八分书一经形成，深受人们喜爱，被定为正体式样。
八分书
释义
检《汉书》、《后汉书》均无“八分”这个名称，顾南原曰“终汉之世隶无别名也”，所言甚是。“八分”首次见于史书是在《晋书·卫恒传》中，“今八分皆弘之法也”。关于“八分”的名称及其含义有下列几种说法：
《古今法书苑》引蔡文姬说：“臣父造八分，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
唐代张怀瓘引王愔说：“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
宋代郭忠恕说：“书有八体，汉蔡邕以隶作八分体，盖八体之后又生此法，谓之‘八分’，近矣”。
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迳指八分为“汉隶”。
元代吾邱衍《学古编》说：“五曰：八分，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善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八分与隶人多不分，故言其法”。
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二十《隶八分考》引高凤翰《八分说》：“笔画平直，仍小篆而去其繁重者，隶也。因隶而加掠捺，八分也”。[16]
徐邦达说：“章程书则是篇章上的字，所见有：书于汉献帝建安廿四年（公元219年）的《贺捷表》等摹刻本，可见八分楷法应当就是这一类的字体无疑”。
面对上述纷纭复杂的诸多说法，若无实物资料的佐证，是无法理清头绪的。从出土隶书编年资料来看，第一种说法是荒诞不经的。尹湾汉墓名谒木牍上已是相当规整的八分书了，其书写时间在西汉末年，因而蔡邕造八分之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第三种说法谓“蔡邕以隶作八分体，八体之后又生此法”显系无根无据的猜测之词。第四种说法迳指“汉隶”为“八分”，启功先生，裘锡圭先生也如是说，这正如前文所言，是没有把汉隶和八分书区别开来，“汉隶”和“八分”两者词义内涵和外延不完全相同，汉隶可以包涵八分，反之八分则无法包涵狭义的汉隶。此说也从形态上无法解释尹湾名谒木牍上的字体，因而此说不够确切。第五种说法似以汉金文之类的字体为八分，殊误。第七种以为“八分楷法”即楷书，指的是钟繇《贺捷表》之类的书体。徐先生认为章程书指的是《贺捷表》之类的字体，现暂不论其论断是否正确，我们在出土隶书编年资料中也未见有这类字体，因而“八分为楷书说”是没有实物证据的。笔者认为只有王愔的说法和高凤翰的说法比较接近八分书的历史真实。若细加分析，两种说法基本一致。关键是“字方八分”应如何解释。笔者认为：“方”字在此处系实词，即前文所说的“字方八分”的“方”，“字方八分”应理解为“字体方广，向左右八字分布”。这是对八分书所作的最简洁最准确的概括。验之出土资料亦然。如五凤元年简，以横画取势，“年”字写成五条横画，“凤”字写成六条横画，横平竖直，仅在横画末作波尾，这正是王愔所说的“古书方广，少波势”。而尹湾名谒木牍则不然，如“太”字，“史”字弱化横画，夸张挑、捺旦，左右对称分布，整个字端庄稳重，用“字方八分”来形容是十分准确到位的。其演变过程正是高凤翰所说的：“笔画平直，仍小篆而去其繁重者，隶也，因隶而加掠捺，八分也”。从出土资料来看，说“字方八分”为字的大小恰合古尺八分之数是站不住脚的[18]。说“八分”为八成的古体也看不出尹湾名谒木牍是哪一种书体的“八成”，我们从中看到最显眼的是其字形的八字分布。
形成时期
“八分”的名称在书史中最早见于《晋书》。“八分”的名称又见于宋人辑录的《古文苑》中。《古文苑》卷十七收录魏词人牟准的题《卫敬侯（凯）碑阴》一文，云：“魏《大飨群臣上尊号奏》及《受禅表》顗（凯之误）并金针八分书也，[19]”若此文不伪，则“八分”最早出现于魏时，则“八分”书的形成时间肯定在魏之前。关于八分书的作者，有王次仲和蔡邕两说，前文已言，蔡邕造八分是不符合实际的，历代书论中均认为蔡邕是汉代八分书成就最高的书家。一般都认为王次仲为八分的整理者。关于王次仲为何时人又有三说，一为汉章帝建初时人（王愔说），一为汉灵帝时人（萧子良说[20]），一为秦人（北魏郦道元，唐张怀瓘《书断》引《序仙记》，杨固《北都赋》皆持此说[21]）。由于时代悬隔久远，王次仲究为何时人，我们现已无从考定，但我们从出土隶书资料来看，“八分书”的形成大致可以划定在汉成帝时期。至西汉末年，八分应已相当成熟。笔者猜测，“建初”或为“建始”之讹，（从训诂意义看，“初”、“始”意义相当，《尔雅》：“初，始也”。）若果真如此，王次仲可能为西汉成帝时人，则王次仲整理八分书的时间与出土材料正相吻合。
书法意义
辨明汉隶、八分的书法学意义。
用笔上：“运臂”与“运肘”之别。前文笔者从形体上认定定县汉简为汉隶的成熟期字体，尹湾名谒木牍为八分书的较成熟的字体，现从用笔上予以说明。笔者认为定县汉简和尹湾名谒木牍属于两种笔法系统，前者用“隶”法，后者用“分”法。如：（图十三） 廿四年，上郡守臧造，高奴工师 ，丞申，工隶臣渠。《文物研究》第12辑，黄山书社，2000年1月。（图十四） 廿五年，上郡守周造，高奴工币口，丞申，工隶臣口。《华夏考古》1991年3期。（图十五） 卅八年，上郡守庆造， （漆） ，丞秦，工隶臣于。《文物》1998年10期。
毫无疑问，这类字体应是这些“工隶臣”们刻划上去的，这类兵器上的刻划铭文即秦书八体之“殳书”，[23]1995年发现的十九年大良造庶长殳的下部铜鐏铭文可为确证：
十九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殳， 郑。
《考古与文物》1996年5期。
这些兵器上的刻划铭文（殳书）应是隶书的最早源头之一。这类文字是刻划上去的，须用很大的力气，因而也形成了与篆书完全不同的握笔（刀）方法和运笔（刀）方法，笔者经过反复研究琢磨，发现刻划这类字体的发力点不在腕部，也不在肘部而在臂部，是以臂关节为支点，从左向右刻画的，故其横画常向右下倾斜，这就是隶人契刻之法。隶书的笔法来源于这种执刀法和运刀法，故古隶的横画也常向右下倾斜，至汉隶始能平直，但不管汉隶如何成熟，其“下笔处”[24]仍在字的左边或左上方，这也是笔者认为定县汉简为汉隶的笔法上的依据。定县汉简虽然其横画微有提按，从总体上看还是取横垫，字体扁平。定县汉简也追求对称感，但不是左右对称，而是上下对称，如（图十七）[25]中的“王”、“无”、“天”、“廷”等字的上两横均微向上翘以与下横的波尾上下相对称。定县汉简的横画多成向下微凹状，如（图十七）中的“王”、“无”、“者”、“马”、“可”等字的横画，这正是运臂书写造成的必然结果，清代书家何绍基、伊秉绶深谙此法，故其书苍茫浑厚、朴茂高古，正是继承了古隶、汉隶之法。
何谓“分”法？“分”，《说文》“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八”，《说文》“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从“八”之“小”、“詹”、“公”、“半”诸字均有“分别”、“相背”之义，故知“八分”非言数而言势，证之尹湾名谒木牍正相吻合，如其上之“太”、“史”、“奉”、“不”、“吏”、“令”诸字挑、捺左右分飞，分别相背之形已极尽夸张之美。“八分”的笔法与小篆[26]相关涉但又不同，这就是书史上艳称的“外拓”法和“内擫”法，八分书外拓，小篆内擫，千年笔法导源于此，后世书家，钟繇一路擅长外拓法，右军一路擅长内 法。[27]但不管是外拓法还是内擫法，这种笔法的“下笔处”在字的上方，书家是通过运肘来完成的。外拓法从上方运笔下来，左右相背，内擫法从上方运笔下来，左右相抱，沈尹默先生总结右军笔法为“转左侧右”真乃不刊之论。
结体上：“平画宽结”与“斜划紧结”之分。沙孟海先生曾总结：“北碑的结体大致可以分为‘斜划紧结’与‘平划宽结’两个类型，过去少人注意。《张猛龙》、《根法师》、龙门各造像是前者的代表。《吊比干文》、《泰山金刚经》，《唐邕写经颂》是后者的代表，后者是继承隶法，保留隶意。前者由于写字用右手执笔的关系，自然形成，这样分系，一直影响到唐、宋以后，褚遂良、颜真卿属于后者，欧阳询、黄庭坚属于前者。南北朝是其起点”。[28]
沙孟海先生的结体两系说确为发前人所未发，两系说已为书法界广泛接受，论书法结体者莫不以此为圭臬。沙先生认为“平画宽结”继承了隶法，甚确。但笔者不同意沙先生关于“斜画紧结”的说法，笔者认为“斜画紧结”继承的是“八分”法，“平画宽结”与“斜画紧结”在用笔上乃“运臂”与“运肘”之别。由此，笔者认为两系结体的起点应为汉代，而非沙先生所言的南北朝时期。
结语
通过上面的这番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看法：
1、隶书的发展经历了古隶、汉隶和八分三个阶段（或三种形态），汉隶大致在汉武帝中晚期形成，至汉宣帝时期成熟，可以五凤元年简和定县汉简为标志；八分书法在汉成帝时期形成，至西汉末年已相当成熟，可以尹湾名谒木牍为标志。
2、汉隶和八分书这两种形态自其产生时即长期共存，即汉隶、八分两系说。
3、汉隶与八分在用笔上的差异为一运臂书写，一运肘书写。“平画宽结”继承的是汉隶法，“斜画紧结”继承的是八分法，其起始点在汉代。
行文至此，笔者还不敢说已彻底解决了隶八分的名实、体用关系这一困扰学界已久的问题，但尹湾名谒木牍的出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得的契机，以地下材料证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途径，至于此文本身会提供完备的答案是笔者所不敢奢望的。也许可以用帕斯卡的一句话聊以自慰：“不要以为我没有说出什么话来，所有的材料我可是重新安排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