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直以来，繁简之争甚嚣尘上，识繁用繁成为部分网友甚至学者的强烈呼声，甚至还有委员如郁钧剑、冯小刚、潘庆林等在两会提议“恢复用繁”，让简化字似乎在学术文化界面临一个尴尬境地，但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对国学文化浅见的表现，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治学态度。
简化字是学术退步么？书法不能写简化字么？今天，推荐大家阅读来自云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成联方的文章，深度剖析简体与书法的渊源。
摘要
书法创作只能写繁体字的观点是书法界普遍赞同的，但是，在现代汉语的简化字时代，这个观点却有很多漏洞。一是因为古代经典碑帖、古代典籍中都有简化字，二是因为国家文字政策也要求书写简化字、推广简化字。所以，书法界如何应对简化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本文的三个解决思路，便是针对目前书法创作中的繁简字之争而提出的。
在现代汉语的简化字时代，书法创作必然要遇到简化字问题。如何应对简化字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书法界普遍承认的是“书法只能写繁体字”。至于什么是繁体字，为什么只能写繁体字等等问题皆未有深入的讨论。
繁体字是相对于简化字而言的，也指汉字简化运动之前的整个汉字体系。要理解繁体字概念，首先要弄清楚简化字概念。
我们首先要清楚的是，简化字并不都是建国以来新造出来的，绝大部分是继承了从先秦一直到明清的简体字。王力在《古代汉语》中写道：“简体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汉代民间应用的简体字就有不少；北魏时代，亂字已经简化为乱，和现在公布的简化字相同；宋元以来简体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今天我国通行的简化字，绝大部分都是历代相传下来的。”
根据姚菲《<简化字总表>所收简化字研究》一文的研究，《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一共有两类：
第一类，继承而来的简化字，共有295个。
其中，来源于俗字的共有119个，恢复古字的共有21个，草书楷化的共有27个，同音（异音）替代的共有52个，继承民国时期所造的简化字共有31个，来源于异体字的共22个，来源于假借字的共有24个。建国以后，根据已有简化字整理出来的新字形简化字共9个和类推简化字16个。
第二类，新造字。
“近代和现代新造字形，这一类简化字古籍文献中没有收录，多为现代群众新造形声字，少数为会意字”，共有55个，其中新造形声字共43个，新造会意字共1个，省略部件形成的新造字共8个，符号替代形成的新造字共2个。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简化字的来历以后就会发现，书法创作不能写简化字的观点是没有学术根据的。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证明。
一、 经典碑帖中有大量简化字
古代经典碑帖中的简化字，往往都是渊源有自的。
1、经典碑帖中来自古字的简化字
这里指的古字包括古文、古字等等。直接沿用笔画较少的古字，是汉字简化的一个重要方法。
例如，“礼”字，今为“禮”的简化字。实际上，“礼”是古文，与“禮”是异体字关系。《说文》中明确记载“禮”是正体，“礼”是古文。“礼”是楷化写法。《颜真卿书干禄字书》明确记载：“禮礼并正”，这说明，在唐代，“礼”与“禮”都是正字了。古代名碑中写简化字“礼”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下图写法依次来自《衡方碑》、王羲之、爨宝子碑、虞世南、柳公权、董其昌。
再如，“弃”字，今为“棄”的简化字。实际上，“弃”是古文，与“棄”是异体字关系。经典书迹中常见到简化字“弃”，下面例字分别来自《郭店楚简》、米芾、董其昌：
再如，“向”字，今为“嚮”的简化字。《说文》有“向”而无“嚮”。“向”与“嚮”的本义虽然有些差异，但是，古代已经混用，二者成为古今字关系。甲骨文、铭文和《说文》都是今天的简写：
再如，“号”字，今为“號”的简化字。《说文》：“号，痛声也”，“號，呼也”。两者本义有些区别，但也很相近。《段注》：“凡啼號字，古作号”，说明古代写作简化字“号”的现象是非常多的。下面写法分别来自《苏孝慈墓志》、国诠《善见律》、褚遂良和颜真卿《多宝塔》：
这类字在古代经典碑帖中还有很多，如果因为是简化字而被舍弃不用，便是对古代书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这是不利于书法艺术创作的多样化发展的。
2、经典碑帖中来自俗字的简化字
简化字有很大部分直接继承了古代俗字。关于俗字与正字的含义，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的界定非常有代表性：“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藉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 。唐代以后，俗字越来越多了。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写道：“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俗体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 裘锡圭先生是从历时性上解释俗字对正字的影响。除了历时性之外，正俗字在同一个时空中并存的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例如，同一个时期中并存的四书五经、敦煌文书以及民间文学作品之间所使用的字就有正俗之别，官刻本、家刻本和坊间本之间所使用的字也有正俗之分。
所以，当书写古代有俗字写法的典籍时，最恰当的可能是保留俗字写法，这样，才能体现出文献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来。
古代经典碑帖中有很多来自俗字的简化字。例如，“乱”字，今为“亂”的简化字。《说文》无“乱”而有“亂”。《颜真卿书干禄字书》中明确标记“乱”是“亂”的俗字，《广韵·换韵》也云：“亂，俗作乱”。经典碑帖中，常常见到简化字“乱”，下图依次为魏碑、欧阳询、唐人和米芾写法：
再如，“万”字，今为“萬”的简化字。《说文》无“万”而有“萬”；《玉篇·方部》：“万，俗萬字。十千也”。《颜真卿书干禄字书》中却把“万”与“萬”皆作“正字”。如下写法来自《始平公造像》《孙秋生造像》、柳公权、褚遂良：
再如，“顾”字“粮”字等都有类似情况。
来自俗字的简化字也容易被书法创作所忽略，实际上，这也是书法创作的宝贵资源，应该加以整理和合理使用，用来丰富我们的书法创作。
3、经典碑帖中来自草书的简化字
来自草书的简化字是非常多的。例如，“頭”、“學”、“實”、“長”、“书”、“専”、“東”、“為”、“称”都是由经典草书写法简化而来：
继承草书尤其章草的这个简化字途径，自民国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推崇。民国兴起的章草热潮，与汉字改革大潮有重要关系。
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提出，汉字的简化，“当依《急就》正书”进行简化，钱玄同认为“这是写汉字唯一的简便方法”，并且又强调：“我以为汉字笔画的改简，至章草而达于极点，不能再简了，因为再简就不适用了”。章太炎、钱玄同提出的把章草作为简化字的学术观点，被建国以后的简化字方案直接继承了。
4、经典碑帖中来自假借字的简化字
建国以后的简化字，有些直接继承古代笔画较少的假借字。古代经典碑帖中能见到不少这样的简化字。
例如，“洒”字，今为“灑”的简化字。《说文》云：“洒，涤也。古文為灑扫字。先礼切。”即“洒”字的读音是“洗”（xǐ）而不是sǎ。《段注》云：“洒灑本殊义而双声，故相假借”，即后来“洒”被假借为“灑”（sǎ），而“洗”（xǐ）反而不用了。所以，古代书法家常常“洒”“灑”混用，例如米芾、蔡襄写法如下：
再如，“尔”字，今为“爾”的简化字，古与“爾”是假借字关系。《说文》云：“尔，词之必然也”，“爾，丽爾，犹靡丽也”。《段注》云“尔”字：“后世多以爾字为之”。所以，古代法帖中常见到简化字“尔”字，例如下面写法依次来自颜真卿《祭侄稿》、陆柬之《文赋》和赵孟頫《洛神赋》：
这些假借字已沿用成习，在古代经典碑帖中经常见到，不能因为是今天的简化字而抛弃他们。
二、古代典籍中有大量简化字
正如前面所写到的，建国以来的简化字，绝大部分是继承古代的简体字。所以，当书法创作抄写古代典籍的时候，必然会遇到简化字问题。
古代典籍中的简化字是非常普遍的，举几例如下。
1、古籍中来自古字的简化字
例如，“田”与“畋”，今为繁简字关系。《说文》：“田，陈也，树谷曰田”，“畋，平田也”。“打猎”意义的“田”，后来写作“畋”。但是，更早的典籍，却写作“田”，例如，《易·恒》：“田无禽”；《诗经·郑风·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等等皆是。
再如，“卷”与“捲”，今为繁简字关系。《说文》“卷，膝曲也”，“捲，气势也”。“把东西捲起来”的“捲”，后来通常写作“捲”，但是，古代典籍中，写作“卷”的经典例子却很多。例如，《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论语·卫灵公》：“邦有道则任，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等等皆是。
再如，“赶”与“趕”，今为繁简字关系，《说文》有“赶”而无“趕”，“趕”为后起字。《说文》云：“赶，举尾走也”；《正字通》云：“趕，追逐也。今作赶”。古代典籍中写作简化字“赶”的文献非常普遍，例如，明《清平山堂话本简贴和尚》：“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用的是“赶”而不是“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