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坚（1199——1264）中国南宋画家。生于庆元五年（1199），卒于景定五年（1264），一说卒于咸淳三年（1267）。字子固，号彝斋；宋宗室，为太祖十一世孙，曾任湖州掾、转运司幕、诸暨知县、提辖左帑。工诗善文，家富收藏，擅梅、兰、竹、石，尤精白描水仙；其画多用水墨，用笔劲利流畅，淡墨微染，风格秀雅，深得文人推崇。有书法墨迹《自书诗卷》，绘画《墨兰图》、《墨水仙图》、《岁寒三友图》等传世，著《彝斋文编》4卷。
赵孟坚《论书法》一卷，较早著录于元人苏霖(字子启，生卒年不详)《书法钩玄》(元统二年甲戌自序，1334)卷三，后世著录主要有：明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卷一五《五之评下》，题为《赵子固书评》(不全)；汪砢玉《珊瑚网》卷二三下《法书题跋》，题为《赵子固书法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书三·书旨》，题为《赵子固书法论》。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二七四《历代书论四》，题为《宋赵孟坚论书法》；清康熙内府敕修《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七《论书七·书学下》，题为《宋赵孟坚论书》；又，清冯武《书法正传》卷五《纂言上》节录。近年，崔尔平选编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据《古今法书苑》本辑人。
《论书法》一卷大体区分为五条，其中前两条占主要篇幅，自然也是全卷的精华之所在。当今学者以为：“其中多诲人之语，若从其晚年随心所欲的创作实践这一点估计，此卷当为中年之作。”其核心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提倡学书要由唐人晋，深信“以间架墙壁为要”。此一观点，既与宋高宗有很大不同，也与北宋尚意书家不同。其理论价值在于能以切合实际的意见提出学习书法的途径与要领，既不盲目追求取法魏晋，又不盲目提倡创新。其言云：学唐不如学晋，人皆能言之。夫岂知晋不易学，学唐尚不失规矩，学晋不从唐入，多见其不知量也。仅能欹斜，虽欲媚而不媚，翻成画虎之犬耳。何也?书字当立间架墙壁，则不骫骳。思陵书法未尝不圆熟，要之于间架墙壁处不著工夫，此理可为识者道……故予深信，问架墙壁为要也。余自谓：“学古人当勤，媚今人当无心，可也。”中兴后，朱壑岩横斜颠倒，几若杨少师；孙勤川规矩，恐下笔不中规者，元章曰“奴书耳”。朱，吾所取；孙，吾所戒。更从识者评之。
第二，提倡严格的楷书学习要求，以初唐楷书碑版欧阳询《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和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三书为“人道”之首选，同时高度评价了隋代书家丁道护的成就。其言云：学隶楷于魏、晋之下，邈乎无以稽也……然则欲从入道于楷，何从？曰仅有三焉：《化度》、《九成》、《庙堂》耳。晋、宋而下，分而南北，有丁道护襄阳《启法寺》、《兴国寺》二石，《启法》最精，欧、虞之所自出；《兴国》粗甚，如出两手。天不寿精而寿粗，良可叹也。北方多朴，有隶体，无晋逸雅，谓之“毡裘气”。至合于隋，书同文轨，开皇、大业以逮武德之末、贞观之初，书石无一可议。此古今集大成之时也，于是欧、虞大宏厥声。始者虞于《隆圣道场》，欧于《姚辨》等刻，亦未臻绝艺也；及《孔子庙堂碑》、《飞来白鹤诗》，虞为法于世矣，《化度》、《九成》，欧独步于时矣。今求楷法，舍此三者，是南辕而北辙矣。三书之法，在平正恬淡，分间布白，行笔停匀……守此法既牢，则凡施之间架，自然平均，便不俗气……今未正骨格，先尚态度，几何不舍本而求末耶？戒之，戒之！从入之门，先敬先戒，平平直直，轻轻匀匀。
第三，认为书法学习必须从古人之书中求其义理，且以“中正”为尚，以“中庸”为难，书法与文章一样可以观人。其言云：俗之从生，始于徐浩也。知《兰亭》韵致，取有映带，不知先自背了绳墨，欹斜跛偃，虽有态度，何取?态度者，书法之余也；骨格者，书法之祖也……皆须以古人所书求其义理，执一而论，第曰“中正”，此李后主讥鲁公为“田舍翁”。又如褚河南如(所)称八分古雅有韵，一切尚之，甚有疏拙；薛少保发越褚体，飘扬透彻，一尚不回，几致迂疏。鲁公之正，其流也俗；诚悬之劲，其弊也寒。古往今来，中庸能鲜，千古之下，刻心苦神诣其然者，要是文章之外，惟此足以观人。发挥形容，有足尚者，不忍怠也。又尝妄论：文章精到，尚可改饰；字画落笔，更不容加工。求以益之，适或坏之，此吾知字书之贵。一生眠则画被，坐则画地，将老无工，此艺厥为不易哉。
第四，强调行草书的用笔之要在于“勿使笔尖”，而草书更贵在“法度端严中萧散为胜”。其言云：行草宜用“枣心笔”者，以其折袅婉媚。然此笔须出锋用之，须捺笔锋向左，意趣如只用笔腰，不用笔尖，乃可。如真书直竖用尖，则施之行草无态度。此是要紧处，人多未知之。姜尧章、孙过庭草书，言能笼罨横竖，最善发明。枣心笔于用之时，每难挥运，双钩悬腕，久久得趣，其要正在勿使笔尖也。
草书虽连绵宛转，然须有停笔……草极难于拙……
晋贤草体，虚淡萧散，此为至妙。唯大令绾秋蛇，为文皇所讥。至唐旭、素，方作连绵之笔，此黄伯思、简斋、尧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见烂然如藤缠者，为草书之妙，要之晋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严中，萧散为胜耳。
第五，对若干传世书迹，提出了自己的鉴赏意见，为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书法史信息。尽管片言只语，但后世研究者已经无法绕开。如，针对摹刻于长沙的“绿天庵本”《怀素自叙帖》，赵孟坚提出了乃是苏舜钦(自号沧浪翁)辈所书的观点，对至今仍有争议的怀素《自叙帖》真伪问题，应有借鉴价值。其言曰：今长沙所刊《怀素自序》，乃苏沧浪辈书，一向袅侧无典则。北方有一正本，不如此，或歇或连，乃为正当。
又如，提出了施宿摹刻《海陵帖》的问题，近世帖学研究者沈曾植、张伯英、容庚等均受启发，均有发论，而今的帖学研究遂能形成这样的共识；施老子(即施宿，字武子，1164-1222)晚年任淮东提举茶盐常平使司时，在泰州治海陵县(今江苏泰州海陵区)常平使司“澄清堂”，删订《阁帖》中的王羲之诸帖，汰去伪迹，辑其真迹摹勒上石，成专摹王羲之法帖的《海陵帖》五卷；而此五卷，又与后来者摹刻于澄清堂的其他诸卷，共同成为《澄清堂帖》(全十一卷以上，或为十二卷)，《海陵帖》五卷为《澄清堂帖》的前五卷。一段公案从而大体得以明晰。其言曰：
右军三卷，仅一半真，施老子印证简斋、尧章诸公议论，去其间伪迹，如《求屏风贴》、《早乘凉帖》，止开真帖五卷于海陵，当以此为区处。
后世学者，充分注意到了赵孟坚以上理论的时代特征与理论价值，因此在讨论南宋书法理论时，均给予了重点关注。尤其对其由唐人晋的观点，认为是“体现了南宋后期书法风尚的转型契机与宋末士人的创作心态”，特别是“对赵孟頫理论的形成，似乎起了一定的作用”，“赵孟坚的理想在他的从弟赵孟倾手中才得以实现。而虞集的学虞(虞世南)，柯九思的学欧(欧阳询)，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受到赵孟坚的影响”。因此，赵孟坚《论书法》一卷对元代书法复古运动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