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型上看，二者非常不同，双林寺韦驮像身着戏剧化的明代军官铠甲，《尉迟敬德》除标志性的保存两头护腰外，则全身着袍;韦驮像怒目圆睁，而《尉迟敬德》除强化的鼻梁与须髯，则简直没有描绘面部特征。但任哲把握住了明代传统泥塑的“意”。虽然二者差异明显，但立“势”却根柢一同，静中求动，育力于内;在细节方面，明代彩塑较前朝雕塑更为夸张，与同时代欧洲的“巴洛克”风格具有可比性，在悠扬中侧重气势、运动和热心，比方二者颈后上飘的彩带，就是典型的说明。
这些特征并非《尉迟敬德》一件作品所独有，它们简直贯穿了任哲成熟期的一切作品。任哲宠爱传统的文明和美学，他作业室中广泛保藏的古代的书画、雕塑和文玩，可是，关于一个艺术家而言，重要的并非爱与不爱，而是是否有热心和才调把那些爱与不爱转化到自己的作品之中。清楚清楚，任哲正是这样做的。不管什么样的艺术家，他们所创造的作品都是连续累积的效果，而不是一时一刻的脑筋发热。在任哲的创造中，我相同也发现了了解的“清美”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