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文字的应用性在这一时期还带来了另一种变化，这就是文字的俗化。裘锡圭先生说：“春秋战国之交，旧的贵族阶级逐渐为新兴剥削阶级所取代，文字开始扩散到民间。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迅速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到青铜器铭文。前面所举各例之外，我们还发现了这类受到俗体字影响的作品，如河南泌阳官庄出土的《平安君鼎》盖铭、秦国的《大良造镦》、《高奴权》等铭文。
4、秦国《石鼓文》和《诅楚文》
石上刻字，在我国出现甚早，商和西周已有石刻文字资料保存至今，但数量小，形制简单，不具典型意义。真正的石刻文字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发达，铁器工具的使用，使刻石成为可能。具有书法艺术价值，足令后人称奇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石鼓文》，唐初发现于陕西凤翔三畤原，现藏故宫博物院。共十石，每石约一米高，其形如鼓，故通常称其“石鼓”，所刻文字为“石鼓文”。文为四言诗，述秦国国君游猎事。其刻制时代，尚无定论，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石鼓文》是大篆向小篆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资料。其字犹存大篆典型，但笔划趋于均匀，体势趋于方整，已有小篆风度。因系原石，历来受到宝爱，由唐至今，每视为国宝，咏赞极多。师法者或强调其大篆气息，求其高古，或取小篆之意参之，得其匀稳端重，左右逢源皆得如意。
《诅楚文》，战国中期以后秦石刻，内容为秦王祀神制克楚兵复其边域，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原石早佚，传宋代先后发现：㈠嘉祐年间凤翔开元寺出土的《巫咸文》，宋徽宗时取归御府，共三百二十六字。㈡治平中发现的《大沈久湫文》，共三百一十八字。㈢蔡挺所得，后藏洛阳刘忱家的《亚驼文》，共三百二十五字。原石宋时亡佚，所传拓本都系翻刻。现存摹刻在《绛帖》和《汝帖》上的是前两种，已失原形，不过骨架犹存，可以看出与小篆的渊源。
5、春秋、战国简牍帛书墨迹
前已述及，殷商时代应该已有简册的存在，但由于材质的关系，在这些材料上书写的字迹，至今没有发现，商和西周的墨迹资料极少。但春秋战国之后，墨迹存留逐渐多了起来，主要书写在三类载体上：玉或石、丝织物和竹木简。
（1）《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
盟书是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建立同盟时埋在地下或沉于河水之中的誓约记录。目前发现的有两份：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侯马盟书》和1979年河南温县出土的《温县盟书》。
（2）《楚帛书》
在丝织物“帛”、“缯”上书写文字，王国维认为：“至迟亦当在周季。”但目前发现的只有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楚帛书》，亦称《楚缯书》或《楚绢书》。年代“约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交”。
楚帛书的文字具有典型的楚地地方特色，起收笔锋运用的变化不大，笔划呈弧形而且倾斜，富有动感；字形多取扁势、侧势，有一种自然随意的效果。
（3）简牍书
简牍在晋以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它的出土，汉以来就时有所闻，但无一件保留至今。19世纪末以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又陆续出土了大量简牍。目前发现的春秋战国简牍，主要有两类：楚地简牍和秦地简牍。楚简牍主要有：曾侯乙墓竹简（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长沙楚简（1951、1953、1954年长沙出土）、信阳楚简（1957年出土）、江陵楚简（1965、1973、1978年江陵出土）、包山楚简（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出土）等。
这些楚简与楚帛书接近，不以规范、工整为追求目标，而首先满足书写、制作时的便捷要求，因而用笔简捷、字形欹斜。楚简的应用性更突出，因而这些特点更强烈。如江陵望山简结构疏密调整甚巨，大开大合；《信阳楚简》结构错落，起笔时每有重顿，形如钉头，洒然自得；《长沙仰天湖楚简》用笔雄放；《包山楚简》则或沉着或灵秀。总体看来，既统一又有较大变化，显示了活泼的生机。
秦简牍目前发现的主要是青川木牍。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群第50号墓出土，计有2枚，时间约当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左右。
《青川木牍》只有一枚正面字迹清晰，其余皆残损过甚，不可识读。内容为更修田律、律令、修改封疆、修道治会、筑堤修桥、疏通河道等六事。文字学家认为其字体属古隶。篆书圆曲形笔划已渐渐被分解为直的笔划，体势平正并趋向隶书的扁势，波磔已有萌芽迹象。由此可见，在战国晚期，隶书字体已逐渐成形。
先秦传世书法作品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