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变第四
人限于其俗，俗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钟鼎古文，虽为刘歆伪造，而所采多春秋战国旧物，故奇古可爱，考据经义则辟之，至于笔画之工，则不能以人废也）。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然《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自此日变，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坟坛刻石》，下逮《少室》《开母庙》《建初残碑》《三公山》《是吾》，碑体皆方扁，益笔茂密。至《褒斜》《郙阁》《裴岑》《尊楗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而秦分笔未亡。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于是《衡方》《乙瑛》《华山》《石经》《曹全》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
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今观元常诸帖，三国诸碑，皆破觚为圆，以茂密雄强为美，复进为分（《书势》所称毛宏之八分增损此也）。此如骈体之极，复尚古文，而骈散之分，经数变之后，自是不可复合矣。
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南碑绝少，以帖观之，钟、王之书，丰强秾丽。宋、齐而后，日即纤弱。梁、陈娟好，无复雄强之气。
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著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斓，当为今隶之极盛矣。
北齐诸碑，率皆瘦硬，千篇一律，绝少异同。
北周文体好古，其书亦古，多参隶意。至于隋世，率尚整朗，绵密瘦健，清虚之风，一扫而空。岂宙合不分，光岳晴霁，气运有当尔邪？南北书派，自是遂合。故隋之为书极盛，以结六朝之局，是亦一大变焉。
唐世书凡三变，唐初欧、虞、褚、薛、王、陆，并辔轨叠，皆尚爽健。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后，沈传师、柳公权出，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
夫唐人虽宗二王，而专讲结构，则北派为多，然名家变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五代杨凝式、李建中，亦重肥厚。宋初仍之，至韩魏公、东坡犹然，则亦承平之气象邪？宋称四家，君谟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笔力则稍弱矣。
辽书朴拙，绝无文采，与其国俗略同。金世碑帖，专学大苏，盖赵闲闲、李屏山之学，慕尚东坡，故书法亦相仿效，遂成俗尚也。今京朝士夫，多慕苏体，岂亦有金之遗俗耶？
元、明两朝，言书法者日盛，然元人吴兴首出，惟伯机实与齐价。文原和雅，伯生浑朴，亦其亚也。惟康里子山，奇崛独出，自余揭曼硕、柯敬仲、倪元镇，虽有遒媚，皆吴兴门庭也。自是四百年间，文人才士，纵极驰骋，莫有出吴兴之范围者。故两朝之书，率姿媚多而刚健少。香光代兴，几夺子昂之席，然在明季，邢（侗子愿）、张（瑞图二水）、董、米（万钟）四家并名，香光仅在四家之中，未能缵一统绪。又王觉斯飞腾跳踯其间，董实未胜之也。至我朝圣祖，酷爱董书，臣下摹仿，遂成风气。思白于是祀夏配天，汲汲乎欲祧吴兴而尸之矣。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然明人类能行草，其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盖帖学大行故也。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学者通于古今之变，以是二体者，观古论其时，致不混焉。若后之变者，则万年浩荡，杳杳无涯，不可以耳目之私测之矣。
分变第五
文字之变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汉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刘歆伪体，为周时真字也。其体则今《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王筠所谓其盘灾敢叶，知文同籀法是也。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汉人承之而加少变，体在篆隶间。以石考之，若《赵王上寿刻石》，为赵王遂廿二年，当文帝后元六年；《鲁王泮池刻石》当宣帝五凤二年，体已变矣，然绝无后汉之隶也。至《厉王中殿刻石》几于隶体，然无年月，江藩定为“江都厉王”，尚不足据。左方文字莫辨，《补访碑录》审为“元凤”二字，《金石萃编》疑为“保岁庶”等字，则“元凤”固不确也。《金石聚》有《凤凰画象题字》，体近隶书，《金石聚》以为元狩年作，江阴缪荃荪谓当从《补访碑录》释为元康，则晋武帝时隶也。《麃孝禹碑》为河平三年，则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亦为隶，顺德李文田以为伪作无疑也。《叶子侯封田刻石》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亦隶书，嘉庆丁丑新出土，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则西汉未有隶体也。降至东汉之初，若《建平郫县石刻》《永光三处阁道石刻》《开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纪功碑》《石门残刻》《郙阁颂》《戚伯著碑》《杨淮表纪》，皆以篆笔作隶者。《北海相景君铭》，曳脚笔法犹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吴《天发神谶》，犹有此体。若《三老通碑》《尊楗阁记》，为建武时碑，则由篆变隶，篆多隶阙者。以汉钟鼎考之，唯《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有秦少意。汾阴、好峙则似秦权。至于《太官钟》《周杨侯铜》《丞相府漏壶》《虑俿尺》，若《食官钟铭》《绥和钟铭》，则体皆扁缪，在篆、隶之间矣。今焦山《陶陵鼎铭》，其体方折，与《启封镫》及《王莽嘉量》同为《天发神谶》之先声，亦无后汉之隶体者。以瓦当考之，秦瓦如“维天降灵甲天下大万乐当”、“嵬氏冢当”、“兰沌宫当”、“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为圆篆。至于汉瓦，若“金”字、“乐”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万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上林”、“甘泉”、“延寿万岁”、“高安万世”、“万物咸成”、“狼千万延”、“宣灵万有”、“喜万岁”、“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长安”、“长生未央”、“永奉无疆”、“平乐何宫”、“亿年无疆”、“仁义自成”、“揜衣中庭”、“上林农宫”、“为年益寿”，体兼方圆。其“转婴柞含”、“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则方折近《郙阁》矣。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汉砖有竟宁、建平、秦阿房瓦“西凡廿九”、“六月宫人”字纯作隶体，恐不足据。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仓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吾子行曰：“崔子玉写张平子篆，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全是汉人篆法故也。”杜未谷曰：“《说文》所无之字，见于缪篆者，不可枚举。缪篆与隶相通，各为一体，原不可以《说文》律之。”盖子玉所写之隶法，《说文》所无之缪篆，皆今学家师师相传，旧字旧体，展转传变可见也。《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或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仰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最多，则用《庄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亦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隶之名，承用之久，骤而攻之，鲜有不河汉者。吾为一证以解之，今人日作真书，兴于魏、晋之世，无一人能指为谁作者，然则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矣。
东汉之隶体，亦自然之变。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允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游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像》，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
八分之说，议论纷纭。蔡文姬述父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又云：“八分则小篆之捷，隶亦八分之捷。”蔡希综曰：“上谷王次仲以隶书改为楷法，又以楷法变八分。”王应麟曰：“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欧阳公《集古录》始误以八分为隶。”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盖今楷字也。洪迈以晚汉之隶书为八分。吾邱衍以秦权、汉量为秦隶，未有挑法者为八分，比汉隶则似篆，以《石经》为汉隶有挑法者。包慎伯曰：“凡笔近篆而体近真者，皆隶书也。中郎变隶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按王愔、萧子良谓“上谷王次仲作八分”，卫恒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叙梁鹄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按梁鹄已在魏时，毛宏更后，若毛宏始作八分，则汉魏有挑法者，《石经》等碑已备之矣。若如包氏说，中郎始变隶作八分，则中郎之前，《王稚子阙》《嵩高铭》《封龙山》《乙瑛》等碑，已有挑法，何待中郎之变邪？且中郎《劝学篇》云“王次仲初变古形”，则非邕可知也。若如吾邱衍以篆未有挑法者为八分，则张昶八分碑乃即《华岳碑》，卫觊金针八分书及《受禅表》皆有挑法者。若从王氏之说，以今楷书为隶书，以汉人书为八分，斥《集古》谓“汉人书曰隶”为误，则《序仙记》称“王次仲变仓颉皆为今隶书”，则谓八分为隶亦可，是永叔亦不误也。王次仲作八分，张怀瓘从《序仙记》，以为始皇时人，王愔以为建初时人，萧子良以为灵帝时人，虽不能辨，而有挑法之隶，起于安、和之时，亦必为建初前人，必非灵帝时人也。且建武时《三老》《尊楗》《郫县石刻》笔法，已有汉隶体，则次仲之作，亦不可据。张怀瓘《书断》又云“楷隶初制，大范几同，后人惑之，学者务益高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高南阜《八分说》：“汉末伯喈始添掠捺，八字左右而分布之，是谓八分。为分别之分，非分数之分也。”翁方纲《隶八分考》据此两说，引《说文》八字条：“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并引“丐”字“詹”字“尔”字有“八”字，义以为必作分别分列解，因考齐胡公棺有隶为伪。诸家以八分先于隶为谬，又谓分剂、分量、分数之分，《玉篇》“扶问功”，在去声，二十三问。《礼记》：“分无求多，礼达而分定是也。”此字自古无读平声之理。杜诗“大小二篆生八分”押平声。即以分字音义论之，其为分布分列之分，可无疑惑，其说甚辨。按古音无平仄之分，离骚“好蔽美而称恶”，与“恐导言之不固”，“哲王又不寤”为韵，则以入声之“美恶”，读为去声之“好恶”。《急就章》：“万方来朝，臣妾使令。汉地广大，无不容盛。”是以“于以盛之”之平声为去声也。则汉人无平去声之别可知。《玉篇》、杜诗，皆在沈约之后，岂足据乎？
原诸说之极纷，而古今莫能定者，盖刘歆伪作篆隶之名以乱之也。古者书但曰文，不止无篆隶之名，即籀名亦不见称于西汉，盖今学家本无之，惟时时转变，形体少异，得旧日之八分，因以八分为名。盖汉人相传口说，如秦篆变《石鼓》体而得其八分，西汉人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篆之八分。东汉又变西汉而为增挑法，且极扁，又得西汉之八分。正书变东汉隶体而为方形圆笔，又得东汉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称，伸缩无施不可，犹王次仲作楷法则汉隶也。而今正书亦称楷。程邈作隶亦隶也，而东魏大觉寺亦称隶，八分可谓通称，亦犹是也。善乎刘督学熙载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真知古今分合转变之由，其识甚通。以两汉碑考之，其次叙诚可见也。又如今人以汉文为散文，以六朝为骈文，而六朝人又有文笔之异，汉魏之间，骈散莫分，而与西汉六朝少异，即可上列于散文，亦可下次之俪体，随时所称，以为文字。八分之说，殆犹是欤？中郎之说，盖当时之学家通称，但文姬述之不详，而为古学篆隶所惑，故乱之千载耳。今为别之。自《石鼓》为孔子时正文外，秦篆得正文之八分，名曰秦分，吾邱衍说也。西汉无挑法，而在篆隶之间者，名曰西汉分，蔡中郎说也。东汉有挑法者，为东汉分，总称之为汉分，王愔张怀瓘说也。楷书为今分，蔡希综、刘熙载说也。八分之说定，篆、隶伪名，从此可扫除矣。
说分第六
秦分（即小篆）。以李斯为宗，今琅琊、泰山、会稽、芝罘诸山刻石是也。相斯之笔画如铁石，体若飞动，为书家宗法。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李少温以篆名一时，自称于天地、山川、衣冠、文物，皆有所得。斯翁以后，直至小生。然其笔法出于《峄山》，仅以瘦劲取胜，若《谦讣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夫自斯翁以来，汉人隶法，莫不茂密雄厚，崔子玉、许叔重并善小篆，张怀瓘称其“师模李斯，甚得其妙”，曹喜、蔡邕、邯郸、韦、卫目睹古文（古文虽刘歆伪作，然此非考经学，但论笔墨，所出既古，亦不能废），见闻濡染，莫非奇古。少温生后千年，旧迹日湮，古文不复见于世，徒以瘦健一新耳目，如昌黎之古文，阳明之心学，首开家法，斯世无人，骤获盛名，岂真能过出汉人，空前绝后哉！汉人秦分书存于世者，吾以寡陋，所见尚二十余种。吴碑二种。
《赵王群臣上寿》
《鲁王泮池刻石》
《祝其卿坟坛题字》
《上谷府卿坟坛题字》
《少室神道阙》
《开母庙》
《三公山碑》
《是吾碑》
《建初残石》
《孔宙碑额》
《衡方碑额》
《惠安西表》
《孔彪碑额》
《范式碑额》
《上尊号奏额》
《受禅表额》
《韩仁碑额》
《尹宙碑额》
《白石神君碑额》
《娄寿碑额》
《张迁碑额》
《谯敏碑额》
《樊敏碑额》
《鲁王墓石人》（太守麃君亭长题字）
《鲁王墓石人》（府门卒题字）
《华山碑额》
《冯褷碑额》
《仙人唐公房碑额》
《中平残石》
《天发神谶碑》
《封禅国山碑》（苏建书）
《大风歌》
诸碑中苍古则《三公山》，妙丽则碑额，奇伟则《天发神谶》，雅健则《封禅国山》，而茂密浑劲，莫如《少室》《开母》。汉人篆碑，只存二种，可谓希世之鸿宝，篆书之上仪也。《大风歌》传为曹喜作，然不类汉人书，以其为党怀英所自出，故附于末焉。又州辅石兽膊有“天禄辟邪”四字，体与《谷口铜筒铭》同。凡诸篆虽工拙不同，皆具茂密伟丽之观，诚《琅琊》之嫡嗣。且体裁近古，亦有《石鼓》之意，必毫铺纸上，万毫齐力而后能为，岂如《谦卦铭》瘦骨柴立，致吾邱衍以为烧笔尖而作书哉！
又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螭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骀汤万年瓦，瘦硬绝伦。都司空瓦，微带尖脚，笔法亦同。尝见汉《谷口铜筒铭》数十字，瘦浑圆妙极矣。阳冰《城隍》《谦卦》，实祖于是。必师少温者，曷师此邪？宗正官当，亦似少温者，八风寿存，绵缪虬纠，几开唐印之体，然凡瓦当皆缪篆类，应附秦权、汉量、《三公山碑》之后也。
汉钟鼎文缪篆为多，《太官钟》《周阳侯铜》《丞相府漏壶》《虑俿尺》皆扁缪，惟《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则有周鼎意。若《汾阴》《好珝》则肖秦权，《都仓》则婉丽同碑额矣。余以光绪壬午登焦山，摩挲《瘗鹤铭》，后问《陶陵鼎》，见其篆瘦硬方折，与《启封镫》同，心酷爱之。后见王莽《嘉量铭》，转折方圆，实开《天发神谶》之先，而为《浯台铭》之祖者，笔意亦出于此。及悟秦分本圆，而汉人变之以方，汉分本方，而晋字变之以圆。凡书贵有新意妙理，以方作秦分，以圆作汉分，以章程作章。笔笔皆留，以飞动作楷，笔笔皆舞，未有不工者也。
凡汉分为金、为石、为瓦，有方、有圆，而无不扁密者，学者引伸新体异态，生意逸出，不患无家数也。
钟鼎为伪文，然刘歆所采甚古。考古则当辨之，学书不妨采之。右军欲引八分隶书入真书中，吾亦欲采钟鼎体意入小篆中，则新理独得矣。
吾以壬午试京兆，中秋丁祭，恭谒文庙，摩挲《石鼓》，仰瞻高宗纯皇帝所颁彝尊十器，乃始讲识鼎彝。南还游扬州，入焦山，阅周《无专鼎》，暗然浑古，疏落欹斜，若崩云乍颓，连山忽起，为之心醉。及戊子再游京师，见潘尚书伯寅、盛祭酒柏羲所藏钟鼎文，以千计，烂若云锦，天下之大观也。此学别为专门，今言书法，略条一二，以发学者意耳。
钟鼎亦有扁有长，有肥有瘦，章法有疏落有茂密，与隶无异。择而采之，亦河海之义也。
章法茂密，以商《太己卣》为最古，至周《宝林钟》而茂密极矣。疏落之体，乃虫篆之余，随举皆然。阙里孔庙器以商《册父乙卣》为最古，焦山《无专鼎》亦其体。《楚公钟》奇古雄深，尤为杰作矣。长瘦之体，若楚《曾侯钟》《吴季子逞剑》，字窄而甚长，极婀娜之致。《齐侯皞钟铭》，铭词五百余字，文既古浑，书亦浑美，《诅楚》之先驱也。《邿季敦》《鱼冶妊鼎》，茂密匾美，甚近汉篆。《寿敦》《苏公》篆体亦相同，皆可用于秦分体者也。《正师戈》字如屈玉，又为《石经》之祖。若此类不可枚举，学者善用其意，便可前无古人矣。
自少温既作，定为一尊，鼎臣兄弟，仅能模范，长脚曳尾，体长益甚，吾无取焉。郭忠恕致有奇思，未完墙壁。党怀英笔力惊绝，能成家具。自兹以下，等自于桧。明世分法中绝，怀麓宗师《谦卦》，蚓笛蛙鼓，难移我情。国初犹守旧法，孙渊如、洪稚存、程春海并自名家，然皆未能出少温范围者也。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以隶笔为篆，或者疑其破坏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汉后用毫，便成方笔，多方矫揉，佐以烧毫，而为瘦健之少温书，何若从容自在，以隶笔为汉篆乎？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吾尝学《琅琊台》《峄山碑》无所得，又学李阳冰《三坟记》《栖先莹记》《城隍庙碑》《庚责德政碑》《般若台铭》，无所入。后专学邓石如，始有入处。后见其篆书，辄复收之，凡百数十种，无体不有，无态不备，深思不能出其外也。于是废然而返，遂弃笔不复作者数年。近乃始有悟入处，但以《石鼓》为大宗。钟衡上国者，亦有其人。吾见先师朱九江先生，出其前明九世祖白岳先生讳完者手书篆隶，结体取态，直与完白无二，始叹古今竟有暗合者，但得名不得名，自视世风所尚耳。捻道人之心无二，徐遵明之指心为师，亦何异陆子静哉！但风尚不同，尊卑迥绝耳。道光间，香山黄子高篆法茂密雄深，迫真斯相，自唐后碑刻，罕见俦匹，虽博大变化，不逮完白，而专精之至，亦拔载成队，此犹史迁之与班固，昌黎之与柳州，一以奇变称能，一以摹古擅绝，亦未易遽为优劣。世人贵耳贱目，未尝考古辨真，雷同一谈，何足以知之。番禺陈兰甫京卿，出于香山，亦自雄骏也。
杜工部不称阳冰之篆，而称李潮。吾邱衍谓潮即阳冰，人或疑之。《唐书·宰相世系表》：雍门子，长湜；次澥，字坚冰；次阳冰，潮之为名。与湜、澥相类，阳冰与坚冰为字相类。甫诗曰：“况潮小篆逼秦相。”而欧阳《集古》、郑渔仲《金石略》俱无潮篆，其为一人，无可疑也。
秦分体之大者，莫如少温《般若台》《黄帝祠宇》，次则《谯敏碑额》，字大汉寸六寸。若曹喜《大风歌》，字亦尺余，亦秦分体之极大者，但非汉人书耳。
西汉分体，亦有数种，今举存于世者别白箸焉。其东汉挑法者，详《本汉》篇。
鼎之《琅琊》为小宗，西汉分辅之。驰思于万物之表，结体于八分以上。合篆、隶陶铸为之，奇态异变，杂沓笔端，操之极熟，当有境界，亦不患无立锥地也。吾笔力弱，性复懒，度不能为之，后有英绝之士，当必于此别开生面也。
吾邱衍曰：“篆法扁者最好，谓之螭扁。”徐铉谓：“非老手不能到《石鼓文》字。”唐篆《美原神泉铭》，结体方匾，大有《石鼓》遗意。李枢、王宥《谒岳祠题记》，吾宁取之。《浯台铭》《浯溪铭》，参用籀笔，戈戟相向，亦自可人。《碧落碑》笔法亦奇，不独托体之古，阳冰见之，寝卧数日不去，则过阳冰远矣。近世吴山子作西汉分，体态朴逸，骎骎欲度骅骝前矣。若加奇思新意，虽笔力稍弱，亦当与顽伯争一席地。
程蘅衫、吴让之为邓之嫡传，然无完白笔力，又无完白新理，真若孟子门人，无任道统者矣。陈潮思力颇奇，然如深山野番，犷悍未解人理。左文襄笔法如董宣强项，虽为令长，故自不凡，近人多为完白之书，然得其姿媚靡靡之态，鲜有学其茂密古朴之神。然则学完白者虽多，能为完白者其谁哉！
吾粤僻远海滨，与中原文献不相接，然艺业精能，其天然胜，工夫备，可与虎卧中原抗。
《秦权量刻字》
《鲁泮池刻石》
《中殿刻石》
《建平郫县刻石》
《永光三处阁道刻石》
《开通褒斜道刻石》
《裴岑纪功碑》
《石门残刻》
《郙阁颂》
《戚伯著碑》
《杨淮表纪》
《会仙友题字》
右以篆笔作隶之西汉分，《食官钟铭》《绥和钟铭》亦同，魏太和《石门摩崖》由此体也。《北海相景君铭》曳脚似《天发神谶》，汉铎有永平二年者，丰茂似《郙阁》，亦可附焉。
《三公山碑》
《是吾碑》
《天发神谶碑》
右以隶笔作缪篆，亦可附于西汉八分，《虑俿尺》同（赞碑有五分之篆，有四分之篆，《天发神》。王弇州曰：《夏承碑》即所谓八分书是也）。
《三老碑》
《尊楗阁记》
右由篆变隶，隶多篆少之西汉分，建武时之碑仅此。
吾于汉人书酷爱八分，以其在篆、隶之间，朴茂雄逸，古气未漓。至桓、灵已后，变古已甚，滋味殊薄。吾于正楷不取唐人书，亦以此也。
本汉第七
真书之变，其在魏、汉间乎？汉以前无真书体。真书之传于今者，自吴碑之《葛府君》及元常《力命》《戎辂》《宣示》《荐季直》诸帖始。至二王则变化殆尽，以迄于今，遂为大法，莫或小易。上下百年间，传变之速如此，人事之迁化亦急哉！自唐以后，尊二王者至矣。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智过其师，始可传授。今欲抗旌晋、宋，树垒魏、齐，其道何由？必自本原于汉也。汉隶之始，皆近于篆，所谓八分也。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降为《褒斜》《郙阁》《裴岑》《会仙友题字》，皆古茂雄深，得秦相笔意。缪篆则有《三公山碑》《是吾》《戚伯著》之瑰伟。至于隶法，体气益多，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冯褷》，疏宕则有《西狭颂》《孔宙》《张寿》，高浑则有《杨孟文》《杨统》《杨著》《夏承》，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华艳则有《尹宙》《樊敏》《范式》，虚和则有《乙瑛》《史晨》，凝整则有《衡方》《白石神君》《张迁》，秀韵则有《曹全》《元孙》。以今所见真书之妙，诸家皆有之。
盖汉人极讲书法，羊欣称萧何题前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水。《金壶记》曰：“萧何用退笔书裳，大工。”此虽未足信，然张安世以善书给事尚书。严延年善史书，奏成手中，奄忽如神。史游工散隶。王尊能史书。谷永工笔札。陈遵性善隶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此皆著于汉史者，可见前汉风尚，已笃好之。降逮后汉，好书尤盛。曹喜（《大风歌》虽云膺作，然笔势亦可喜）。杜度、崔瑗、蔡邕、刘德昇之徒，并擅精能，各创新制。至灵帝好书，开鸿都之观，善书之人鳞集，万流仰风，争工笔札。当是时，中郎为之魁，张芝、师宜官、钟繇、梁鹄、胡昭、邯郸淳、卫觊、韦诞、皇象之徒，各以古文、草、隶名家。《石经》精美，为中郎之笔。而堂谿典之外，《公羊》末则有赵域、刘宏、张文、苏陵、傅桢，《论语》末则有左立、孙表诸人，又《武班碑》为纪伯允书，《郙阁颂》为仇子长书，《衡方碑》为朱登书，《樊敏碑》为刘懆书，虽非知名人，然已工绝如此。又有皇象《天发神谶》，苏建《封禅国山碑》，笔力伟健冠古今。邯郸、卫、韦精于古文，张芝圣于草法，书至汉末，盖盛极矣。其朴质高韵，新意异态，诡形殊制，融为一炉而铸之，故自绝于后世。晋、魏人笔意之高，盖在本师之伟杰。逸少曰：“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右军所得，其奇变可想。即如《兰亭》《圣教》，今习之烂熟，致诮院体者。然其字字不同，点画各异，后人学《兰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结胎得力之由。宜山谷曰：“世人日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不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已到乌丝阑。”右军惟善学古人，而变其面目。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杨少师变右军之面目而神理自得，盖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杨少师未必悟本汉之理，神思偶合，便已绝世。学者欲学书，当知所从事矣。
右军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又于从兄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今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
南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李仲璇》《曹子建》等碑显用篆笔者无论，若《谷朗》《郛休》《爨宝子》《灵庙碑》《鞠彦云》《吊比干》，皆用隶体，《杨大眼》《惠感》《郑长猷》《魏灵藏》，波磔极意骏厉，犹是隶笔。下逮唐世，《伊阙石龛》《道因碑》，仍存分隶遗意，固由余风未沫，亦托体宜高，否则易失薄弱也。
后人推平原之书至矣，然平原得力处，世罕知之。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又《裴将军诗》，雄强至矣，其实乃以汉分入草，故多殊形异态。二千年来，善学右军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师右军之所师故也。
汉分中有极近今真书者，《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楷，尤似颜清臣书。吾既察平原之所自出，而又以知学者取法之贵上也。《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无年月，当同时，故宜与今楷近。《张迁表颂》亦可取其笔画，置于真书。《杨震碑》缥缈如游丝，古质如虫蚀，尤似楷隶，为登善之先驱，盖中平三年所立，亦似近今真书者。若吴《葛府君碑》，直是正书矣。惟《樊敏碑》在熹平时，体格甚高，有《郙阁》意。《魏元杰》《曹真》亦然，真可贵异也。
《子游残石》有拙厚之形，而气态浓深，笔颇而骏，殆《张黑女碑》所从出也。又书法每苦落笔为难，虽云峻落逆入，此亦言意耳。欲求模范，仍当自汉分中求之。如《正直残碑》“为”字“窍”字“辞”字，真《爨龙颜》之祖，可永为楷则者也。《孔彪碑》亦至近楷书，熟观汉分自得之。
《孔宙》《曹全》是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孔宙》用笔旁出逶迤，极其势而去，如不欲还。《冯君神道》《沈君神道》亦此派也，布白疏磔笔长。
《东海庙碑》体渐匾阔，然笔气犹丰厚，有《郙阁》之遗，《孔谦》近之。
《尹宙》风华艳逸，与《韩敕》、《杨孟文》、《曹全碑阴》同家，皆汉分中妙品。《曹全碑阴》逼近《石经》矣。《杨叔恭》《郑固》端整古秀，其碑侧纵肆，姿意尤远，皆顽伯所自出也。《成阳》《灵台》，笔法丰茂浑劲，《杨统》《杨著》似之。
《杨淮表记》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或出中郎之笔，真书之《爨龙颜》《灵庙碑阴》《晖福寺》所师祖也。《孔宙碑阴》笔意深古，昔人以为如蛰虫盘屈，深冬自卫，真善为譬者。
帖中《州辅碑》兼雄深茂密之胜，《熹平残碑》似之，又加峻峭也。《鲁峻碑额》浑厚中极其飘逸，与《李翕》、《韩敕》略同。
《娄寿碑》与《礼器》《张迁》丰茂相似，《张寿》与《孔彪》浑古亦相似，《耿勋》与《郙阁》古茂亦相类。
《杨孟文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与李孟初碑“年”字同法。余谓隶中有篆、楷、行三体，如《褒斜》《裴岑》《郙阁》，隶中之篆也；《杨震》《孔彪》《张迁》，隶中之楷也；《冯府君》《沈府君》《杨孟文》《李孟初》，隶中之草也。
《李孟初》《韩仁》皆以疏秀胜，殆蔡有邻之所祖。然唐隶似出《夏承》为多。王惲以《夏承》飞动，有芝英、龙凤之势，盖以为中郎书也。吾谓《夏承》自是别体，若近今冬心、板桥之类，以《论语》核之，必非中郎书也。后人以中郎能书，凡桓、灵间碑必归之。吾谓中郎笔迹，惟《石经》稍有依据，此外《华山碑》犹不敢信徐浩之说。若《鲁峻》《夏承》《谯敏》皆出附会，至《郙阁》明明有书人仇绋，《范式》有“青龙二年”，其非邕书尤显，益以见说者之妄也。
自桓、灵以后碑，世多附会为钟、梁之笔。然卫觊书《受禅表》确出于同时闻人牟准之言，而清臣、季海犹有异谈，况张稚圭乎？其《按图题记》，以《孔羡碑》为梁鹄书，吾亦以为不尔。夫《乙瑛》既远出钟前，而稚圭题为元常所书，则《孔羡》亦何足信欤？以李嗣真精博，犹误《范式》为蔡体，益见唐人之好附会。故以《韩敕》为钟书，吾亦不信也。
《华山碑》后世以季海之故，信为中郎之笔，推为绝作。实则汉分佳者绝多，若《华山碑》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制之妙无多，此诗家所薄之武功、四灵、竟陵、公安，不审其何以获名前代也。
《景君铭》古气磅礴，曳脚多用籀笔，与《天发神谶》相篆。盖和帝以前书，皆有铭意，若东汉分书，莫古于《王稚子阙》矣。
吾历考书记，梁鹄之书不传，《尊号》《受禅》，分属钟、卫，然《乙瑛》之图记既谬，则《孔羡》之图记亦非。包慎伯盛称二碑，强分二派，因以《吕望》《孙夫人》二碑分继二宗，亦附会之谈耳。汉碑体裁至多，何止两体？晋碑亦不止二种，以分领后世之书，未为确论，今无取焉。
《叶子侯碑》浅薄，前汉时无此体，与《麃孝禹碑》殆是赝作，字体古今，真可一望而知。余尝见《三公碑》，体近《白石神君》，以为《三公山神君碑》矣。余意此不类永平时书，既而审之，果光和四年，故字体真可决时代也。夫古今风气不同，人生其时，辄为风气所局，不得以美恶论，而美恶亦系之。《汉书》所录张敞察昌邑王疏，《文选注》所引刘整婢采音所供，词皆古朴绝俗，为韩、柳所无。吾见六朝造像数百种，中间虽野人之所书，笔法亦浑朴奇丽，有异态。以及小唐碑，吾所见数百种，亦复各擅姿制，皆今之士大夫极意临写而莫能至者，何论名家哉？张南轩曰：“南海诸番书煞有好者，字画遒劲。”若古钟鼎款识，诸国不同。盖风气初开，为之先者，皆有质奇之气，此不待于学也。
今人日习院体，平生见闻习熟，皆近世人所为，暗移渐转，不复自知。且目既见之，心必染之。今人生宋、明后，欲无苏、董笔意不可得。若唐人书，无一笔宋人者，此何以故？心所本无。故即好古者，抗心希古，终抑挫于大势，故卑朴不能自由也。譬吾粤人，生长居游于粤，长游京师，效燕语，虽极似矣，而清冽之音，助语之词，终不可得。燕人小儿，虽间有土语，而清吭百啭，呖呖可听。闽粤之人，虽服官京朝数十年者，莫能如之。为文者日为制义，而欲为秦、汉、六朝之文，其不可为亦犹是也。若徒论运笔结体，则近世解事者，何尝不能之？
传卫第八
书家之盛，莫如季汉。刘昭、师宜官、张芝、邯郸淳诸人，并辔齐驱，虽中郎洞达，莫或先焉。于是卫敬侯出，古文实与邯郸齐名，笔赜精熟。今《受禅表》遗笔独存（闻人牟准《卫敬侯碑》以为觊书，按闻人魏人致可信据，若真卿以为钟繇，刘禹锡欧阳修以为梁鹄者，不足据）。鸱视虎顾，雄伟冠时。论者乃谓中郎派别有钟鼎，实非确论。考元常之得蔡法，掘韦诞冢而后得之。韦诞师邯郸淳，卫敬侯还淳古文，淳不能自别，则卫笔无异诞师，元常后学，岂谓能过？梁鹄得法于宜官，非传绪于伯喈。《孔羡》一碑，亦岂能逾《受禅》欤？伯玉、巨山，世传妙笔。伯玉藁书，为简札宗；巨山书势，为书家法。王侍中谓张芝、索靖、韦诞、钟繇、二卫书，无以辨其优劣，惟见其笔力惊异。斯论致公，袁昴、梁武、肩吾、怀瓘、嗣真、吕总诸品，必欲强为甲乙，随意轩轾，滋增妄矣。
夫典午中衰，书家北渡，卢家谌偃，嗣法元常，崔氏悦、潜，继音卫氏。以《魏书》考之，卢玄父邈，实传偃业；崔浩父宏，实缵潜书。北朝书法实分导二派，然崔潜诔兄之草，王遵业得之，宝其书迹。宏善草隶，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未尝妄染。魏初重崔、卢之书，而卢后无人，崔宗自浩、简兄弟外，尚有崔衡、崔光、崔高客、崔亮、崔挺，家业尤盛。宏既为世模楷，而郭祚、黎广、黎景熙皆习浩法，于时有江式者，集古今文字，其六世祖琼，实从卫觊受古文，强兄顺并擅八体，盖亦世传精法者。由斯而谈，然则钟派盛于南，卫派盛于北矣。后世之书，皆此二派，只可称为钟、卫，慎伯称钟、瓘，未当也。按卫觊草体微瘦，瓘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然则北宗之书，自当以筋骨无上，其风韵之逊于南，亦其祖师之法然也。《孝文吊比干文》是崔浩书，亦以筋骨瘦硬为长。
元常之获盛名，以二王所师。嗣是王、庾品书，皆主南人，未及北派。唐承隋祚，会合南北，本可发挥北宗，而太宗尊尚右军，举世更无异论，故使张、李续品，皆未评及北宗。夫钟、卫北流，崔、江完绪，孝文好学，隶、草弥工，家擅银钩，人工虿尾。史传之名家斯著，碑版之轨迹可寻，较之南士，夫岂多让！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皋《述书》，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
《述书》所称，皆亲见笔迹。晋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齐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隙二十一人，而北朝数百年，崔、卢之后，工书者多，绝无一纸流传，惟有赵文深兄弟，附见陈人而已，岂北士之笔迹尽湮耶？得无秘阁所藏，用太宗之意，摈北人而不取邪！
唐宋论书，绝无称及北碑者。惟永叔《集古》乃曰：“南朝士人，气尚卑弱，率以纤劲清媚为佳。自隋以前，碑志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其字画往往工妙。”欧公多见北碑，故能作是语，此千年学者所不知也。
北碑《杨大眼》《始平公》《郑长猷》《魏灵藏》，气象挥霍，体裁凝重，似《受禅碑》，《张猛龙》《杨翚》《贾思伯》《李宪》《张黑女》《高贞》《温泉颂》等碑，皆其法裔。欧师北齐刘珉，颜师穆子容，亦其云来。《吊比干文》之后，统一齐风，褚、薛扬波，柳、沈继轨。然则卫氏之法，几如皇帝子孙，散布海宇于万千年矣。况右军本卫漪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
